作为知识体系的古典学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其内涵与外延的创设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其学科定义也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。“名与实”“词与物”的适配一直是摆在古往今来学人面前一道不可忽视的考题。前者我们能在王安石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中找到出处，后者则能以福柯的《词与物——人文科学的考古学》作为依据。
就方兴未艾的古典学而言，同样存在我们常说的“实”“名”适切配位问题。回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“轴心时代”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的关键节点，“古典”的横空出世无问西东。尽管地理、生态等存在差异，但不同民族却有着对人之为人、“高山仰止”的共同追求。
从“词”到“字”
从学科发展视角来看，作为“学”的“古典”，一直存在且一以贯之、赓续不绝。“学”或说“史”之类延伸出来的分科而治，则是后世根据专业需要将知识分析与归纳的结果。因此我们有理由说，“古典”在中国博大精深、源远流长。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“古典学”不但有可能后来居上，而且要有舍我其谁的清醒和自觉。
然而，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的学科发展并不尽如人意，当学科分类以西方为中心或说欧洲中心主义大行其道之时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出现了层层学术壁垒，一些具有跨界视野的人文学科并入或切割进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考古学等分门别类的学科之中。
就古典学的范畴而言，如果从人文史的视角出发，可以将其归为探究人类生命与宇宙大化之一体性的问道之学。“范畴”二字取自《尚书·洪范》的“洪范九畴”。先秦时期以及两汉称之为“名”，两宋以后名之为“字”。就此而言，作为关键词的古典学，不但可以从“观念词”上理解（张宝明：《聚焦“观念词”：命题式·情境化·统摄性》，《天津社会科学》2025年第3期），而且可以在“观念字”维度上作如是“观”。
“学”不离“典”
回到人文史，“古”“典”“学”每一个都是关键字，同时又是观念字。而关键则要从处于中心地带的“典”字开始解读。“典”与经典、古典、原典（元典）排列组合后，衍生出古典学的观念。追根溯源，“典”属于会意字。甲骨文中的“典”由“册”和双“手”（或单“手”）构成，示意以手奉持简册。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是：“典，五帝之书也。从册在丌上，尊阁之也。庄都说：典，大册也。”辞书《尔雅·释言》有道是：“典，经也。”《玉篇·丌部》的诠释则是：“典，经籍也。”《尔雅·释诂上》还有“典，常也”的另一释义。就此而言，以古籍文献为内核就成为其基本的标准和依据。古籍中的表述可以进一步佐证这一判断：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，以行其典礼。”（《易·系辞上》）而且我们从“典”的原初、原始与始于、从于的意蕴中得以佐证：“有典有则，贻厥子孙。”（《书·五子之歌》）
“典”作为仪式的原初意义为权威性、范式性、规约性埋下了伏笔。刘知几在《史通·叙事》中言：“自圣贤述作，是曰经典。”纪昀在《阅微草堂笔记·槐西杂志四》中言：“祭祀之理，制于圣人，载于经典。”进而言之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“经”具有无可取代的权威性、神圣性与永恒性，这也是“经”与“典”形影不离的一个本因。《白虎通义》就记载：“经”是常识、常规、常道，以“常”为执。国学大师章太炎、刘师培也都认可“常”乃“经”的引申义。他们在追根溯源后这样释“经”：“‘经’者，本编丝缀属之称。”（章太炎：《国故论衡》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）由此，“经典”平添了代表性、典范性、权威性的色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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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典”到“经典”再到古典学，我们能感知到：古典学的“古”是一个时间绵延观念，“学”是历史经络观念，“典”则构成承上所述人事之学中的关键字。从“学”与“史”作为通用等质词维度看，古典学研究也是古典学史的另一表达方式。这样，我们对“学”不离“典”的古典学内在质的规定性就有了一层理解。
以“典”带“面”
古典学是一门综合性、整全性、可塑性很强的学科，但这不等于说其可以无限扩张，变成一个至大无外的“筐”。学科构建本是一个规训、制约的过程，学科的规定、规矩与规约意识乃是构建中的应有之义。
笔者曾对思想史的学科边界提出疑问：“领地不详、边界模糊、无所适从的思想史，尤其是现代思想史，很容易成为毫无个性、任人打磨的‘墙头草’。”在笔者看来，治学路径可以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，问学境界也可以“望尽天涯路”，但无所不包的学科是不存在的，学科也不应无限扩张。古典学学科建设同样如此，中国古典学的自主知识体系，如果缺乏界限或没有规约，就难以行稳致远。
应该看到，古典学的建构不是面面俱到或一网打尽，唯有在“‘学’不离‘典’”的认知下坚守“以‘典’带‘面’”的路径，其自信、自主的主体（性）、规定（性）、特色（性）才能更加凸显。在古典学研究热度较高的今天，与生俱来的厚重与沉稳塑造了其内在质地，与时俱进的“博放”胸怀也是其应有的姿态，而如何以“精约”“规训”兑现学科的“自律”则是不能小觑的问题（吴宓：《我之人生观》，《学衡》第16卷，1923年4月）。20世纪20年代，以古典学为质素的“学衡派”已经有所预警：应在热烈中保持冷静，在中西之间处理好我者与他者的关系，在“收”与“放”的张力中久久为功。这也是古典学走向成熟的不二法门。
以“西”守“中”
“言必称希腊”是对西方古典的一种心理依赖。对于应运而生的中国古典学来说，“言必称九州”或许能起到更好作用。从“古典学在中国”做起，以全球古典学的视野从容走向“中国古典学”的建构，这是一条必经之路，也是学科发展规律给出的镜鉴。当然，“言必称九州”不是说不要诸如“希腊”等“他山之石”，而是在“博放”和“精约”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归依。从经、史、子、集的“四部”到“七科”乃至多科，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。说到教训，“言必称”就是一种教训；说到经验，不妨以此为训，将建立在古希腊范畴上的西方古典学作为一种“方法”，并由此构建起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“中国古典学”。
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。借助人文史的经线，我们不难在寻“根”问“底”中找到答案。古典学之“古”的时间绵延与人文学之“人”的叙事历史构成对应。中国文化中，为“仁”（人）之“道”的“过犹不及”“三省吾身”之“中庸”尺度，与3000年前希腊德尔斐神庙阿波罗神殿门前的那三句石刻铭文“认识你自己”“凡事勿过度”与“妄立誓则祸近”，给出的为人之道、做人标准都是古典学意义上的重要质素。
事实上，古典学的诉求与校勘学、版本学、语义学、文字学、考古学、文献学等语义学范畴的学科有天然的渊源关系。回答“我是谁”“从哪里来”及“到哪里去”是中外学界概莫能外的人文担当。在知识自主建构意义上，“文无定法”固然说出了学科的“博放”性或开放性，而具体到作为学科的古典学，“学无定法”则应谨慎提防。唯其如此，才能在规避学科无限扩容中找回题中应有之义。
（作者：张宝明，系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）（张宝明）